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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义忠：单独行进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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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
近三十年前，中国内地关注“严肃摄影”的人士，若其正当壮年，那么，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。他是世界摄影在本土的启蒙者与传道者。我甚至听说，好几位内地摄影家将“摄影教父”的尊称给予阮义忠。
倘若以上言过其实，至少，阮先生是我心悦诚服的老师。当年去到纽约，旋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摄影文化中，我被震撼、吸引，迷失其间。1990年，我首次读到阮义忠的《當代攝影大师——二十位人性見證者》《當代攝影新銳》兩册，详读其中每篇文章，仿佛聆听教义、加入党派。从此，摄影成为我在绘画之外的“第二信仰”。1995年，借台北办展的机会，我擅自寻上门去，在阮先生的编辑部与工作坊内，当面向他表示敬意。
中国内地有许许多多艺术家、理论家、美学家、出版家、策展人，当然，还有为数不少的文艺名流。可是我们这里没有阮先生这样的角色。怎样的角色呢?我称之为“单独行进的人”。
过去20多年，我有幸结识了导演侯孝贤、影评人焦雄屏、作家朱天文、美学家蒋勋、舞蹈家林怀民、诗人兼报人杨泽、画家兼评论家杨识宏、文化研究者陈传兴，还有我正在谈论的阮义忠。他们都是“单独行进的人”。他们背后没有电影学院、作家协会、文艺家联合会、美术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……他们青少年时代经历过宝岛的“戒严时期”与“解禁时代”，但没有被政治运动侮辱过;他们大都出过洋、游过学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没有在“上山下乡”中虚掷年华;他们之所以拍电影、写剧本、弄批评、出文集、组舞团、成立私人摄影作坊，仅仅因为个人的热情、雄心、才华与韧性。他们没有来自官方的名分与管制，也未必获得社会的怂恿或理解;在他们的成就背后，内地同行未必清楚他们何其艰难、寂寞，因此，也难以设身处地感受到他们的自由与独立。
是的，他们出自中国台湾，台湾因为他们，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了当代艺术之潮，但他们并不一定代表台湾，他们所能秉持者，只是对艺术的拳拳之心。
我于2004年10月间在北京紫禁城国际摄影展与阮先生重逢，他与共同支撑摄影杂志的妻子是被主办方邀请的贵宾，但夫妇俩被湮没在种种内地官方团体和机构中，就像在台北人丛中一样孤单。随即我亲见好几位中国内地著名个体摄影家绕过饭桌来到他们面前，怀抱个人对个人的敬意，请求签名与合影。那天，老朋友阿城第一次见到他，我真高兴听到阿城对阮先生说：“你也是我的摄影启蒙者!”
启蒙，星星之火是也。经阮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率而点燃，与他守护至今的，便是他妻子与他在台北的那层楼面。我愿相信在他之外，台湾有不少矢志于创建摄影文化的人士，内地也有同样一群竭诚介绍世界摄影的研究者与活动家。然而，以孤勇与资金，草创据点，自成格局，将摄影文化在中国台湾、内地，及海外华语世界中的传播、深化、开展，作为志业而持久不辍，亲力主办《摄影家》杂志的品质与声誉远及欧美，使西方摄影文化亦予见重者，恐怕唯阮先生一人。上世纪90年代以降，内地个体影人及影像作品的渐有层次、渐入佳境，与阮先生的书籍、杂志及相关文本的影响，大有前因后果之缘。而在中国内地被湮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摄影家方大曾及其作品，在《摄影家》杂志上以专辑的形式得以全面介绍，也是靠了阮先生的法眼与热心。这些功德，阮先生当初哪里想到呢?他只顾径自做事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
近十年来，海峡两岸的阻隔大为改观，内地若干学院的师生得以直接受益于阮先生的教益，而在电子影像中长大的年青摄影者，已难理解父祖辈一代的摄影观与美学立场。今次阮先生的展览，是其时也：何为摄影？摄影为何？阮先生的个人实践应是一份诚实而有温度的交代。
